老师·同事·我

老师·同事·我

李中建

　　侄子又失业了，五年前大专毕业的他雄心勃勃，踌躇满志地南下“淘金”。几年来“金”没淘到，倒被炒了不少“鱿鱼”。从他的多次电话中，我看到了一个志大才疏、眼高手低的青年形象，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愤世嫉俗、生不逢时成了他的标配。我诧异于这代年轻人的脾性，而更敬重我的老师、同事，甚至我自己。

　　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二年，在距县城五十多里地的偏僻乡村初中校园里，几个不甘“平庸”的老师不知天高地厚地办起了“高考复习班”。第一年56名学生考上了29人，这在当时考个“小中专”就放电影唱大戏庆贺的乡村，不啻一大奇迹。第二年，我在亲戚的介绍下，交了20元的页子费后，也有幸坐在了这个复习班破烂的教室里。

　　夏天的夜晚，高挂在校园内的煤油汽灯打破了小村庄的宁静，蚊虫在我们身上留下了无数个红包，大家时而抬头看看对方的脸，惨淡地笑一下，又沉没在了老师精彩的讲解中。那时是没有复习资料的。我们每天发到手的页子是老师们用铁笔在钢板上用蜡纸刻写后油印出来的。

　　担任政治、地理、历史三科教学的是王敏老师，五十来岁，低而消瘦的身材，两眼显得特别大。每天三节正课外加辅导，还得自己做饭，晚上组织编写刻印三科的复习页子，十二点前是绝对不能休息的。距家十多里地，印象中没见他回过家。

　　麦天到了，妻子领着五六岁的女儿徒步来校恳求他回去收麦，那可是一家人一年的口粮。在经过一番争执、吵闹、解劝、哄骗之后，王老师决绝地把娘儿俩送出了校门，回头来站在了讲台上，眼睛红红的。一群大点的学生站起来：“老师，我们去给你割麦吧，一两天就行。”“坐下，谁也不能去，今天耽误一天，就可能耽误一辈子。”听着这严厉又关怀的话，我们只有拼命学习了。

　　那一年，60个学生升入高校的32人。王老师欣慰地笑了。

　　六年前，一百多名同学自发组织起来，给王老师庆贺80岁大寿，红红的鞭炮纸覆盖了小村四周的道路，从四面八方赶回的同学齐聚老师的小院，都沉默了。

　　四间低矮的平房，门前有两米宽的小路，西边是两片小菜园，屋内简陋的家具，透出老师生活的寒酸。县领导也前来祝贺，老师混浊的眼泪一晌未干。

　　我毕业后回母校工作。教高三数学的梁老师是老牌大学生，三个孩子，工资微薄，老伴在三里外的老家种着十几亩责任田和照顾多病的父母。

　　生活剥夺了梁老师所有的爱好，烟酒不沾，棋牌不玩，除了备课就是上课、辅导，半月也不回去一趟。

　　一个冬日的星期五，梁老师父亲去世了，他坚持上完两节课才匆匆地赶回了家，作了简单安排后，第二天又回校上了两节课。星期天草草地安葬了老人。

　　几天后，同事们从他鞋子上缝的白孝布才得知了消息。校长紧握着他的手，重重地拍着他的肩膀，两行热泪滚流而下。

　　我刚参加工作就当上了班主任，那工作的劲头儿回想起来觉得可笑。冬日，晚自习下课后，才冒着刺骨的寒风赶回十几里外的老家给父亲送药。

　　看到雪花越飘越紧，想着第二天早晨还得组织学生扫雪，半夜难眠。也没钟表，索性起来回校吧。自行车推到大门外，再也推不动了，雪埋到了膝盖上。我只好徒步了。大雪照得四周灰白一片，除了偶尔的小树外，没有参照物。

　　我朝着学校的方向蹚雪前行，出村不远就摔进了路沟里，幸好是干沟，雪灌满了脖子和鞋子，爬出来，继续跌跌撞撞地前行。当第五次滚落到沟底时，我已筋疲力尽了，汗水浸湿了内衣，我索性把雪大把地塞进口中解渴，只想在被积雪覆盖的沟底美美地睡上一觉，可理智告诫我，不能停下，爬出雪洞，继续前行。

　　终于到了学校，当我换下湿透的衣服和鞋袜，休息30分钟后，起床钟声响了，我准时站在了寝室门口。

　　另一件事至今觉得对不起老婆。我们订婚那天，两桌客人在老家坐着，得倒酒了，迟迟不见我回来。十二点我终于上完第四节课，手脸未洗赶回了家，四十分钟后，我向客人告辞，需回校安排下午大扫除，先行一步了。

　　父母在客人面前批评我，而客人都表扬我工作积极，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生不生我的气，那时把干好工作当成了天职。

　　侄子混不下去了，想要回来，又拉不下脸。嫂子在电话中抱怨疫情影响，工厂倒闭，惹得儿子丢了工作，向我讨教解决方案。我明白关键不在疫情，这做派不改，永远也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我让嫂子发了一句话：“认真工作，酌情生活，珍惜机遇，积累底气，只有业绩能成就你。”

　　这不是灵丹妙药，但吃下去绝对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