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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与朱自清闻一多的友谊

2020-11-25 17:36 | 南阳网 |

冯友兰与朱自清闻一多的友谊

许进安


  1928年,中国教育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在清华学堂的基础上建立了国立清华大学,冯友兰受聘清华大学任哲学系教授兼任学校秘书长。也是这一年,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的朱自清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背影》,朴素而清新秀丽的文笔在当时的文学界独树一帜。

  1929年,冯友兰开始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1932年,擅长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闻一多,离开青岛大学回清华任教,同年,朱自清任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从此,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一起论学、密切合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与文学院同仁们一起,开创了清华大学文科最为辉煌的时代。

  清华大学文学院下辖中文系、外文系、历史学系、哲学系和社会学系,这些系主任都有留学背景,视野开阔,强调“中西兼重”的学术研究特色,希望培养出博通中外文史知识的通才。朱自清的中文系强调兼取“京派与海派之长”,代表作是《诗言志辨》;闻一多对上古神话研究及诗经、楚辞的研究既富于历史感又有鲜明的时代感。

  而作为文学院长的冯友兰,用“释古”方法写出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是“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清华学派”的代表作,冯友兰是“清华学派”中枢人物。

  抗战全面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先是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暂住衡湘”,后又改名“西南联大”西迁昆明。颠沛流离中,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从上下级、同事关系,逐渐成为患难之交。

  1937年11月,冯友兰、朱自清和其他清华教师冒着大雨乘汽车来到南岳衡山,文学院临时设在南岳的圣经学院。民族危亡激发了知识分子们的担当意识,在半山腰的一座小楼里,闻一多开始考订《周易》,而冯友兰开始写《新理学》,学术空气空前浓厚,但一想到时局,又感凄然。

  冯友兰作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洛阳文物一尘灰,汴水繁华又草莱。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朱自清很赞赏这两首诗,在学生组织的诗歌朗诵会上,朱自清朗诵了这首诗,全体师生都感到悲怆。

  不久,南京失守后,日军进逼武汉,长沙也受到威胁,1938年春天,长沙联合大学只好再往西南迁移。师生们分两路转移。一路由河内入昆明,可以乘车;一路经湘黔步行入昆明。

  闻一多、任继愈等几个教师和学生320人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耗时两个多月,步行3300余里抵达昆明。而冯友兰、朱自清及同事十余人乘汽车,从长沙到桂林,绕道河内,再乘火车到昆明。

  汽车过凭祥县城门洞的时候,因为冯友兰专注思考,没有听见司机提醒,放在车窗外的左胳臂没有收回,造成了骨折。好在过凭祥不久就到了河内。朱自清、陈岱孙两人把冯友兰送到医院,陪了两天,直到冯景兰来河内他俩才离开,冯友兰的胡子就是在这个时候留起来的。

  闻一多在步行中也留起了胡子,到昆明后他在给家属的信中写道:这次搬家搬出了几个大胡子,就我和冯芝生(冯友兰,字芝生)的最美。冯友兰和闻一多约定,不到抗战胜利不剃胡须,抗战胜利这一天,闻一多剃了胡须,而这时冯友兰舍不得剃掉,直到六十年代那个特殊时期才被迫剃掉。

  1938年10月,西南联大发布聘请冯友兰为文学院长的布告,在此之前,1938年4月,因为昆明的校舍不够,西南联大的文、法学院设在距离昆明东南300多公里的蒙自,这年7月,冯友兰家眷和朱自清家眷结伴从天津绕道香港乘船到达越南海防港,朱自清亲自去海防迎接。

  宗璞回忆,兵荒马乱的年月,越南小偷特别多,在吃饭时,小偷把朱自清挂在衣架上的帽子偷走了,宗璞后来在小说《南渡记》中,真实记录了南渡时海上遭遇狂风和遇到小偷抢劫等惊心动魄的经历。

  1939年9月,日军的炸弹开始落在昆明,也落在了西南联大。为了躲避敌机轰炸,教授们和联大的一些研究单位都疏散到距离昆明10公里的龙泉镇。

  朱自清和闻一多同住在司家营的一座民居内,同时这里也是清华文科研究所。而冯友兰一家则住在距司家营1公里外的一座庙里,《贞元六书》其中三本就是在这里、在油灯下写成的。

  在乡下疏散的两年多时间里,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经常结伴步行去西南联大上课。朱自清虽然个子小,但走路快,冯友兰跟不上。冯友兰有时和闻一多边走边谈,两个多小时的路程,有时候到家了话还没有说完。

  抗战后期,物价飞涨,教授们的薪水已经入不敷出。天冷了,朱自清没钱购置棉衣,就买了一件云南赶马人用的毛毡,披着去上课,成为联大一景。闻一多学过美术,擅长治印,就以治印卖图章来增加收入。

  为了给闻一多招揽生意,12名著名教授在“闻一多金石润例”,也就是卖字广告上签名推荐,其中就有冯友兰、朱自清。得知冯友兰也准备卖字,闻一多免费给冯友兰刻了三个印章。不过,冯友兰的卖字生意一直没有发市,靠冯夫人炸麻花儿卖给附近的小学生才渡过难关。

  在宗璞眼里,朱自清和闻一多都如家人般温暖。宗璞印象中朱自清很天真,他觉得什么好吃就多吃,有一次一口气吃了7个馒头。蒙自时期,冯夫人轮流请家属不在身边的教师们吃饭,大都是摊鸡蛋皮和炒豌豆尖之类的便饭,朱自清曾提醒同事们:冯家的炸酱面很好吃,可千万不要多吃,否则撑得难受。

  闻一多有一张口含烟斗的照片广为流传。那是1945年,西南联大学生社团组织去石林游玩,邀请闻一多参加,闻一多就带上闻立雕兄弟和宗璞姐弟俩,在尾泽小学的操场上,同学们围坐在闻一多身边休息时,其中一个拿相机的同学在后边喊:闻先生、闻先生。闻一多一扭头,同学按下了快门。

  几十年后仔细辨认,在烟斗上方,远处有一个模糊的小人,原来是宗璞。宗璞还记得这次游玩打尖时,闻一多给孩子们每人买了一碗米线。这段经历给宗璞带来美好温馨的回忆,她后来写了一篇纪念闻一多先生的文章,标题就叫《烟斗上的小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华民族历尽艰难取得了胜利。为了纪念南渡八年,冯友兰建议留下一个纪念品,这就是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由冯友兰撰写,闻一多撰额,罗涌书丹,被称为“三绝碑”,这座纪念碑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永恒的记忆。

  冯友兰晚年回忆:在1946年春天,一多与我做了几次很恳切的长谈,那时候他相信政治协商会议能够成功。他说,我并不打算完全做政治活动,等告一段落了就专注研究学问,对中文系以后的发展有很多想法。

  1946年5月三校复员前夕,冯友兰收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学的邀请,刚好加州大学也想请一教授去讲中国文学,校长梅贻琦就推荐了闻一多,冯友兰也邀请闻一多一起去,但闻一多拒绝了,他当时正热衷于民主运动,要留身于“是非之地”,继续斗争下去。

  7月15日,闻一多参加了李公仆的追悼会,会上发表了着名的《最后一次演讲》,下午在回家的路上闻一多遭特务暗杀。此时,北返滞留在重庆的冯友兰在报纸上看到闻一多遇难的消息,异常愤慨,亲自起草,与35名教授联名致函教育部,要求查明真相、严惩凶手。

  冯友兰还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写信,请求抚恤闻一多遗属,提供住房,工资照发一年或半年。后来,碍于学校规定,清华大学没能照顾闻家。这时冯友兰去美国讲学前,就邀请闻家老小七口,到位于什刹海海旁白米斜街3号的冯家居住,在推让不了的情况下,冯夫人只象征性地每月收十元房租。闻家在这里住了一年多,闻立雕至今还记得,1948年初,讲学回来的冯友兰送给他一支派克钢笔,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贵重的礼物。

  冯友兰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讲学的讲稿,后来被译成19种文字出版,这就是畅销世界的《中国哲学简史》。

  1948年8月,朱自清因胃穿孔住进了医院,冯友兰夫妇带女儿宗璞去看望,病榻上的朱自清还不忘给晚辈打招呼,问宗璞“你还写诗吗?”。宗璞记得那时的朱先生比平时更加瘦小,脸色几乎透明。

  不久朱自清病逝,作为文学院长的冯友兰痛失两位好友心中十分悲痛,挽联是:人间哀中国,破碎河山,又损伤《背影》作者;地下逢一多,心酸论话,应惆怅清华文坛。冯友兰在朱自清的火化仪式和追悼会上致辞,高度评价朱自清的学术贡献,并题写了墓碑。

  冯友兰后来在《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一文中说:“闻一多先生和朱佩弦先生(朱自清,字佩弦)是一代的学人作家,也是清华中国文学系的基石。他们二位先生文学的创作,作风不同,为人处世,风格亦异。一多宏大,佩弦精细;一多开阔,佩弦谨言;一多近乎狂,佩弦近乎狷(狷:孤洁)。二位虽不同,但合在一起,有异曲同工、相得益彰之妙……”。

  1990年,95岁的冯友兰留下熠熠生辉的“三史六书”后逝世。

  如今,朱自清先生已经化为清华荷塘边的一尊沉思的石像;荷塘东边不远处,手拿烟斗的闻一多先生的雕像依然正义凛然;而冯友兰先生的头像则安放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内,他用睿智的眼光注视着学子们,希望他们努力学习,都加入到“阐旧邦以辅新命”的队伍中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作者系央视纪录片《冯友兰》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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